自由

台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一般來說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則為1924年，由張我軍〈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發起，抨擊台灣舊文學阻礙台灣文學改革腳步的事實。第二階段則是陳虛谷針對舊文學文人支持台灣總督府的逢迎行為所引發。而該論戰自1924年4月張我軍發表文章起一直到1926年3月，才宣告平息。

導火線－由於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言文一致運動」的啟發和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再加上知識份子求新求變的心理，企圖改造既有的文學環境，於是在1920年代發生「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這股文化改造運動同時也是社會運動的一環。

其中對古典文學特色、功能、價值與未來走向抱否定態度的新文學作家除了張我軍之外，還有賴和、張梗、蔡孝乾等人，他們一方面抨擊舊文人的墮落保守，另一方面則明確地指出新文學改革的具體方法。。

另一方面，以連橫、鄭坤五、黃文虎為首的舊文學代表，則強調古文對台灣文學基礎的重要性。

論戰的後期從1926年9月陳虛谷針對媚日文人而引發的攻擊起始，一直到1932年陳逢源與葉榮鐘在《南音》雜誌所進行的激烈抨擊為止。這階段新文學陣營大多將重點集中在對舊詩人人格及道德的批評，至此舊文人不僅已無還手的餘地，甚至還引發了「詩人七大毛病」的內部論爭，某些具自覺性的舊文人開始自我批判反省，甚而試圖進行舊詩的改革。

新文學論點－檢討日治時期傳統文學，常批判舊文人逢迎當道、逐利，耽溺於僵化的文學形式，這僅反應問題的一面；日治時期一般台灣人並不熟悉北京話，賴和、鍾理和、吳濁流創作中國白話文都遇過語言轉譯的困境，台語與日語才是日治時期台灣最流行的語言，然知識份子無教育主導權，「我手寫我口」的目標難以達成